“我们的研究案例发现人工智能大模型存在‘标题党’倾向。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，在解析生成式AI传播学研究的双重性时透露，其另一项研究案例还发现，大模型作为传播新媒介，对不同国家的舆论代表性程度也有所区别——“人工智能有其价值立场与偏见，这背后所蕴含的是全球不平等的问题。”
有人说“新闻无学”，那么新闻学在人工智能时代越发“无学”吗？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成立20年之际，全国30多位相关学科院长齐聚“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”院长论坛，纵论AI背景下新闻到底需要怎样的新闻人。
从海量数据到“无墙博物馆”，从机器美学到“机器幻觉”，南京传媒学院副校长兼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周安华表示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让创作更加普及，即便是没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，也能通过互动软件平台创造作品，这使得文化生产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。而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也引发一些文化、道德、法律问题，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文化偏见，机器幻觉和深度伪造等造成真实模糊问题，值得审慎思考。
“AI时代，教育何为？”尤其对于当今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教师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晓愚认为，教师也应创新育人模式，提高学生的叙事能力和共情能力。前者针对目前学生“讲故事能力”的退化，后者则是在情感经济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科的“应有作为”。她说：“我们对待技术不应傲慢，而是应该拥抱技术，不要把技术当作对手，也不要轻视技术。这是在AI时代下，新闻传播学科应该立足的学科根本价值。”
针对学科与人才发生重大需求变化，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院长李本乾就AI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新文科培养模式指出，技术的出现带来革命性的变化，从感知世界到创作世界，人工智能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做好即将面临的挑战，例如数据侵权、AI生成广告等。
“在新技术和新文科的双重背景下，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变与不变的根本问题。”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基于工程方法认为，基于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和传播业态的重构，CDIO（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）即构思、设计、实现、运作的工程教育模式，对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启发意义。他表示，在人才培养目标上，应从“行业细分”到“项目模块”；在课程体系结构上，应探索“任务主导型”模式；在过程考核上，应采取“产学研、做中学”的方式。
新闻离不开出版。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方卿教授提出，人工智能时代，出版的载体、形态、组织形式、作者和读者的参与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但出版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，出版活动本质上仍然是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活动。出版新业态、新模式和新场景，是出版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前沿领域，值得出版学密切关注和研究。
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教授结合出版本、硕、博教育体系的现状，揭示出版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出版行业质疑与生源吸引力下降、培养质量不稳定、就业压力大、产业边界模糊等普遍问题，他强调，出版专业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学生，最低目标是培养在出版领域工作的从业者，最高目标是培养具有学术情怀、出版情怀的出版家。
从人工智能变革到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再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话题，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李麟学认为，新闻传播学科既是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性学科，也是链接不同领域的平台性学科。“万物皆媒介，媒介成为连接各种内容的手段。”
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吴瑛表示，高校作为国际传播人才的蓄水池，就需要重视人工智能素养、多模态叙事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，为全球媒体、跨国企业、国际组织和机构培养掌握两门外语、具有国际媒介素养、通晓国际传播规则的国际化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。